在领汇风波中，我所听到的最欠公允的评论，是「政府干预司法独立」。

     将房委会名下部分商业资产以房地产信托基金形式上市，是房屋委员会的举措。房屋委员会并非政府部门，而是根据法例成立的法定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让公众参与公营房屋事务，房委会职能是按照法例提供公营房屋。

     政府官员在房委会现任29名委员中，只占4名，包括担任主席的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其余均属非官方委员。

独立行使决策权力

     一直以来，房委会均独立行使决策权，政府的角色，是制订整体房屋政策大纲，为房委会决策刻划大方向，以及经由房屋署向房委会提供行政支援，并承担屋�管理等日常执行工作。

     自始至终，领汇上市计划由房委会辖下的产业分拆出售督导小组负责其事，小组10名成员中，只有1名政府代表。房委会自行委聘私人律师行，办理与上市有关的法律工作及征询执业大律师的法律意见。

     在两名公屋住户所提起的诉讼中，房委会是与讼当事人，委聘律师及资深大律师出庭，均属房委会本身的决定，政府自事件伊始均尊重房委会的独立自主权，并无以任何形式参与这场官司。代表房委会的律师所提出的论点及采取的步骤，不能视为代表政府行事。

讨论仅限应变部署

     领汇上市涉及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也触动广大公屋居民及认购领汇的投资者的利益。倘若房委会集资失败，更可能出现是否有需要由纳税人注资的问题。

     特区政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在关键时刻，政府高层的讨论，也仅限于政府在种种应变部署中扮演某个角色的空间，房委会始终稳占主导地位。

     在事件中，房委会的代表律师曾要求上诉法院行使法定权力，缩短上诉限期及尽快进行聆讯，有论者认为法院被房委会施以压力。

法院权衡各方利益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诉讼人当然有权要求法院行使法定权力，法院如果在权衡各方面利益后认为作紧急处理是适当的，当然可依法行使权力。

     在1987年，英国政府为禁制被指泄露英国情报机关机密的《捕谍者》（Spycatcher）1书的内容被发表，与《�报》等数份报章打了一场官司（AG v Guardian Newspapers Ltd and others [1987]1 WLR 1248）。

     诉讼于1987年7月20日在高等法院开审，22日上午审结。同日下午上诉法院聆讯上诉，并于24日完成。案件在27日已提交至上议院审理，上议院于29日完成聆讯，旋即于7月30日作出判决。

不应负面看待要求

     在另一宗1976年的案件（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Science v Tameside MBC [1977] AC 1014）中，英国教育及科学大臣为1项需于新学年推行的教育政策，向1个地方议会兴讼。

     上议院在上诉法院于7月26日作出判决后第3天，即批予上诉许可，并于其后两天（7月30日及31日）进行聆讯，事隔1天便作出终局裁决。

     从上述案例可见，诉讼人要求法院加快诉讼程序而法院应要求行事，并非大不韪，前提是法院有否法定权力及与讼各方的利益是否获保障，公众不应该从负面角度看待房委会代表律师的要求。

行动判决于法有据

     为避免取消上市的冲击，房委会因应「非典型」局面，提出「非典型」的申请，而终审法院最终裁定《终审法院条例》及其他法律没有赋予该法院缩短上诉限期的权力，故驳回房委会的要求。

     在整个过程中，房委会的行动及各级法院的判决，均于法有据，彰显了香港法治根基稳固，不存在政府干预司法或司法独立受压的问题，我们应继续对香港法治抱有信心。

    《终审法院条例》应否予以修订，赋予终审法院更大弹性处理上诉限期，让涉及紧急事态的案件获迅速审理，是有待社会日后探讨的问题。我们乐意听取意见，但缩短限期的决定权必会由法院掌控，这是毋庸置疑的。

认清本质消除疑虑

     香港社会已因为领汇事件蒙受损失，除了采取积极措施令事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外，我们也应该认清事件的本质，消除不必要的疑虑。

     香港公众的误解，会转化成外国投资者的误解，这是我们绝对不需要的。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我们必须维护，同时也应该有健全的机制，确保无人能够不当地拖延应获迅速处理的诉讼，这相信也是公众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