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律政司决定不检控王见秋的案件前，我必须阐明检控决定所依循的既定原则和政策。

     检控机关的角色，是决定应否对被指称干犯某罪行的人提出检控。只有在检控机关提出检控时，法院（或陪审团）才会裁定这个人是否有罪。

    《基本法》已确立这些宪法职责，第6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凭专业知识作判断

     律政司就提出检控与否所作的决定，的确有司法决定的成分，涉及检控人员凭其法律专业知识而作的专业判断。

     我们绝不可轻率地提出检控，因为一旦提出检控，涉案人士便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们的责任重大。如果本司为免受到批评，便把一些理据薄弱或不足的案件交由法庭处理，让法庭其后裁定被控人无罪，这样的态度是极不能接受的。

     在香港，调查可能已发生的罪行与作出检控决定的职能，分别由不同机关负责。

     分工的目的，在于确保检控人员能够以独立和客观的角度，分析执法机关拟备的案情，评估执法机关搜集所得的证据，决定应否提出检控。

未判罪前视为无罪

     律政司应该怎样作出检控决定，有关指引已载于本司出版的《检控政策及常规》中。该本手册胪列的原则，与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所采取的近似。

     根据香港法律，任何人被控以刑事罪行，在未经判罪前，均应视为无罪。《基本法》第87条明确保障这项权利。

     根据有关原则，控方必须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实被控人有罪。若有法官或陪审团在考虑所有证据后，认为案件有合理疑点，便应判被控人无罪释放。

     本港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只有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可向受疑人提出检控。我们不能单单因为某人可能犯了罪，便向他提出检控。

     怀疑某人犯罪（即使有很大的怀疑），并不符合所需的举证标准。我们提出检控的基本条件，是起码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

     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并不表示控方要绝对肯定被控人会被定罪。检控人员是按他所掌握的证据来作出决定的。

     在评估证据时，须考虑到证据是否获法庭接纳、证人证供的可信程度、证据是否互相矛盾、法官或陪审团对证人的印象、辩方对某项罪名会如何辩护等因素。

披露决定受到限制

    《检控政策及常规》第25.1段订明：「律政司作出决定的过程，会力求开诚布公，以符合妥善执行司法工作的准则。」

     不过，所有普通法地区都认同，为了妥善执行司法工作，对于以什么程度披露检控决定的原因才算恰当，必须加以限制。

     香港的既定政策是，对检控决定背后的详细原因不予披露，但会公开有关的准则，例如是否有充分证据提出检控，以及如证据充分，提出检控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政策存在的目的，是保障刑事司法制度公正无私，以及保护被卷入这个制度的人的合法权益，并且确保刑事审讯中的被告人能够享有基本的保障，因为在并非司法研讯的过程中，是没有证据规则、没有无罪推定、没有进行盘问的权利，也没有在无合理疑点下证案的要求可言的。

     决定1个人是否有罪的唯一适当地方是法庭，因为按照刑事司法程序的规则，受疑人在法庭有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

特殊情况须予说明

     我们通常不会详细说明作出个别检控决定的理据，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偏离这项政策是恰当的做法。

     正如刑事检控专员在上星期发表的声明中所述，王见秋案属于这类特殊情况，因为针对王见秋而作出的投诉的性质，以及王见秋否认行为不当并作出解释这点，已广为人知。

     在这情况下，刑事检控专员就决定不提出检控的理据所透露的资料，较平常为多。

     我想强调，就是我刚才提及的一贯政策维持不变。由于这宗案件情况特殊，我们才详细说明检控决定的理据，因此本案不应视作日后其他案件的先例。即使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地作出解释，也是有限度的。

无意展列所有证据

     即使在本案中，我也打算坚守这些原则。我不会向公众展列调查所得的所有证据。

     换言之，我会按照常规，把麦礼诺和御用大律师韦尔森就本案提供的法律意见保密。

     披露曾接受调查人士的资料是不适当的。正如前律政司唐明治1987年在当时的立法局所说，若决定不对某人提出检控，披露某人涉嫌犯罪的资料，并不公平。

     虽然在本案中披露的详情是有限度的，但我相信各位委员定会明白，我们是根据所得的全部证据，经过缜密、独立和专业的考虑后，才作出有关的决定。

     这个决定并非单由本司人员（麦礼诺和刑事检控专员）作出，私人执业的著名刑法专家韦尔森亦有提供法律意见。

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我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重要原则。不论被控人的身份地位，我们决定是否提出检控时，都采用同一原则。

     我们固然不会优待公众人物，但同样不会苛待他们。我们对所有人采用同一尺度。王见秋受到的对待，与任何面临同样处境的市民会受到的对待，没有丝毫差异。

     我们这样做，其实比较《基本法》第63条要求我们履行的职责，做得更多。我们作出这些重大决定时，不是要达到「广受欢迎」的目的；假使他日我们根据「受欢迎与否」来作出检控决定，香港的法治便会变得十分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