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业广副校监（香港都会大学（都大）副校监）、黄奕鉴校董会主席（都大校董会主席）、林群声校长（都大校长）、各位都会大学校董会成员、各位都会大学教职员，各位在现场和网上的嘉宾：

今日非常高兴获邀成为都会大学重新命名后的《都大讲堂》首位讲者。

好像刚才黄奕鉴主席所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都大的前身---公开大学---是在80年代末设立，在香港回归那一年、即1997年获颁大学名衔，在这20多年间发展得非常迅速。大家看看这个何文田校园就知道，三座教学大楼现在都已建成，为学生提供教学的设施。虽然校园的面积比其他大学小，但位置却非常好；我知道在大湾区肇庆的校园是非常大，希望日后都大的同学可以同时享用两个校园。

都会大学重新命名的意义非常重大，说明它并不是一间简单的自资院校，而是一间可以承担更大任务的高等院校。我在此亦藉着今日这个机会向为都大重新命名付出很多努力的前任校董会主席、现任校董会主席、校长---包括前任校长，我知道黄玉山教授都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为此向各位表示敬意，希望你们在重新命名中展示的高瞻远瞩，可以体现在这间大学如何谋划未来之中。

我在早前，应该是今年年初曾参加过新大楼---赛马会健康护理学院---的开幕，我亦对都会大学有一些期望：既然有了一座这么好、全新特设的健康护理学院，应该更加聚焦为香港培养护理人才。虽然现在特区政府没有计划成立第三间医学院，但其实我们十分欠缺其他辅助医疗人才，无论是护士、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以至在化验室的辅助员都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在此亦鼓励都会大学可以向这个方向发展，特区政府一定会全面配合。

我在最近这一个多两个月都是忙于进行施政报告的公众谘询，所以这一类的场合、大大小小也去了40场。容许我再次卖广告---还有一场公众谘询在星期日举行，市民除了观看《都大讲堂》，也可以出席或者在网上看看我的公众谘询，应该是在香港电台直播。

在谘询过程中，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已经是我任内第五份的施政报告，亦是我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往时的施政报告谘询大多是一张清单，或者英文叫wish list，被谘询的机构、议员，或是个别人士都是开一张清单给我，最好做这样、做那样。这张清单中的项目性质---请恕我坦白地说一句---是比较短视的，即最好是立即可以发生的事。今年的施政报告的谘询，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希望这份施政报告---尽管是此届政府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能够为香港勾划未来。究竟香港的长远发展会是怎样？究竟未来给予香港市民的希望和信心是来自哪里？所以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怎样去做好这一份2021年施政报告。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很多接受谘询的团体、人士有这种诉求，可能与过去两年多发生的事情有密切的关系。大家记得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香港的黑暴横行，大家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影响；然后有超过20个月的新冠疫情，大家都受到很多限制。我们特区政府完全明白很多社交距离的限制，如未能够免检疫通关，带来了很多困扰。同时，中央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多次出手帮助香港解决问题，包括在2019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即日在香港颁布实施的《香港国安法》，以及在今年，亦是经过全国人大通过《决定》，然后由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制度，让香港可以说是由乱转治，从而很多人希望可以有由治转兴，甚至由兴转盛的大变化，所以就有了这一种盼望，希望特区政府能够抓紧这个机会，给予市民这种希望，这个我是完全明白的。

我今日说的议题是城中一个相当炽热的议题，就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何近日有关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讨论会增加？因为十四五规划其实是在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通过的，而我们在8月底邀请了中央相关部委的宣讲团来到香港，宣讲团来到香港当然会引起很多讨论，亦举办了数场面对不同群组的座谈会和宣讲会。其后，在本星期，即9月5日和6日，亦分别推出了两项很重大的规划和方案，一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另一项是《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或者简称前海扩区方案---由今日不到15平方公里，扩大到120平方公里的前海。我们差不多每日都看到有不同政策范畴的宣介会、座谈会，往往特区政府的司、局长都会出席，大家与业界商讨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既有国家支持，也有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前海方案，香港的未来应该是怎样呢？在这些宣介会里，中央官员或透过中联办的官员，都会带出正面的信息，就是中央会有一些支持香港的政策，无论在渔业、创科、会计业和法律服务发展，近日都有一些新政策出台。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需要抓紧这些利好香港的政策，令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其实香港与国家的发展从来都是息息相关，香港从来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过去一个半世纪，香港在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国家的发展分不开，否则我们也很难由一个小小的渔港，发展为今日一个国际大都会。每一次香港人都能看准契机，在内地发展的同时找到香港的定位。从最早的窗口角色---因为当时内地比较封闭，而香港是一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亦是一个非常蓬勃的转口港；其后因为有很多资金和人才南下，香港就成为一个制造业中心；到国家改革开放，我们的商人又看准契机进入内地投资兴业，慢慢发展成前店后厂，即我们香港作为店铺；到国家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经济体，它需要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协助内地的企业走出去，亦把更多外资引进来。这些一个又一个阶段的发展，都说明了香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近日有人说，因为前海要发展、横琴也要发展，香港的地位会否被弱化呢？我的答案是一定不会，因为我刚才说过，香港只要抓紧自己的定位，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扮演。不过这个重要角色，我亦很坦白承认，往往是由市场主导、由企业推动、由中央的政策来引导。特区政府无论在回归前和回归后，并没有很进取、活跃去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不过因为香港人的拼搏精神很厉害，香港商人那种企业眼光也很厉害，所以发展成今天我们在内地差不多每一个省市，仍然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亦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服务。

但这种政府角色需要改变，因为现时经济全球化，竞争如此剧烈，尤其当内地的经济起飞，有一些以往需要香港提供的服务或货物，如今或许不再需要，因为这些服务或货物可以直接从外国得到，所以在本届政府开始时，我定了一些政府的新角色---其实我在参选行政长官时已经提出，政府需要有新角色，甚至理财也要有新哲学。政府的新角色，简而言之，就是将政府的功能扩大。政府以往只做一个服务提供者，无论是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或运输服务的提供者；加上是一个监管者，譬如市场是需要监管，这是责无旁贷，所有有关于行业安全、市场规则或违法行为，都要政府去担当监管者的角色。我赋予特区政府两个新角色、两个新任务，这几年间，我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好，但很明显是趋向兼任这两个角色，一个是促成者、一个是推广者。

特区政府开支占整体经济一向不到两成---虽然本届政府花多了钱，所以现在占整体经济27%---它很难完全主导香港的经济发展或介入市场，但我们做一个facilitator，可以去促成一些我们想看到它在香港发展的事、看到香港更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需要的政策、网络、法律，这是促成者必须有的角色。同时，它也需要有一个推广者的角色，以前很多官员都有一种心态，就是有麝自然香---做得好用不着说给别人听，别人知道香港好就会前来---但恐怕这种态度，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特区政府不能够落后于形势，不能等待别人认为好才前来，所以我们要大力推广香港的优势。本届政府其实下了很多工夫，我在黑暴未发生前，即上任头两年，外访的次数是非常多，无论去内地或外地，次数是非常之多，正正就是要做好推广香港这个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的工作。可惜过去两年，主要因为疫情关系，现在比较难可以到外地，甚至回内地去推广香港也有些困难。

同时，我们亦要愿意建立更多联系，用好《基本法》给我们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和可以自己处理对外事务的能力，包括我们在四年之间签订了比过去20年还多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 agreement），包括跟东盟十国和澳洲，我们也签订了这些free-trade agreement，还有一些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我们亦成立了新的海外办事处，包括因为要加大香港与东盟的关系，我们有泰国办事处，而刚刚开始启动的是迪拜办事处，在中东迪拜开了一个新的办事处。透过这些海外的办事处，建立更强的香港国际网络，从而令更多人知道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成功继续保持我们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同样地，一个促成者的角色亦可以体现在投资。本届政府由上任到现在，真的大力投资。来自教育界的大家都知道，我在竞选期间只承诺了有50亿元的教育新资源，即经常性开支；但到现在计算，我们已经投入了130亿元经常性开支到教育发展方面。这投入面对人口下跌，它的效用应该更大。以往我们投入资源，是为了要应付各样的增加。我们投入给医管局的，也是在四年之间增加了43%，但那是量的增加，因为人口老化，有太多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福利事业也一样，人口老化，很多需要社会保障、需要长者安老院舍服务。教育刚刚相反，即使在大学教育没有增加过一个学位，也是15,000多个学士学位课程的人数，但因为整体的学生人数正在下跌---最近跌得很厉害---在这个情况下，增加130亿元的经常性开支就在质的方面有所提升。当然坊间因为在黑暴期间，很多学生违法被捕，对于香港教育有了一些负面看法，但我其实对于香港的教育质素仍然有正面看法，我觉得香港教育的底子都是好的，我们应该继续提升香港的教育质素，特别是在整个大湾区的人才培育方面的工作。

至今天为止，政府的经常性开支已经高达5,170亿元，这个承担以一向都是小规模政府的香港来说是非常难得，不过亦将会有几年财政赤字，所以我亦答应了财政司司长，我会收手，接下来一年也不会问他拿太多钱去做我想做的工作。

有了这个背景，我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国家《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如果没有这种对于政府新角色的看法，没有愿意去进取、推动、促成或推广，这些五年计划---我们不是第一次有份参加，我们有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其实就是一纸文书，公布后放在这里，几年后亦不会有人考核我们做得怎样，因为毕竟中央是非常尊重「一国两制」---既然你有自己的制度，我们支持你，将香港的部分写入国家规划，你愿意做，我们很高兴；你不愿意做，就是可惜，不像内地省市要不断考核，究竟做得怎么样。我们这次在十四五规划的工作里，由一开始就可以形容为比较积极和进取。我们由2019年年初，当时还未受到黑暴困扰，就获得中央知会，着我们作好准备，五年的规划工作周期将会开始，请特区政府研究，究竟想有什么提议放在这个第14个五年规划。我们学习了内地的做法，做了相当多调研工作，交了一些很详细的报告，让发改委知道香港有这些优势、强项，我们亦有决心在几方面，希望能够大展拳脚，在中央支持下可以做得更好。这种来来回回的工作进行了大约一年半，直至今年初十四五规划涉及香港部分定稿，然后在3月由人大通过。即使在定稿的过程，我们都积极参与，所以到了十四五规划文本里涉及香港部分，用的语言是比较接近香港的语言；既然是一个香港部分，我们就用香港的语言，让市民知道，这是香港自己想做的事。

现时在涉港部分里有两个地方，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当然就是港澳专章，这是特别为香港和澳门写的部分，自从第12个五年规划已经存在，十二五、十三五都有港澳专章。这次出现在第61章，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可以再详细看看，第61章的题目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第二部分出现在第31章，是有关整个国家需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即粤港澳大湾区。我先谈在这港澳专章里涉及香港的部分；澳门的部分，我今天不在此表述，不过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中央对于澳门在各方面的支持。

这个港澳专章里支持香港的部分，我形容是一个「4+4」的中心。这次十四五规划是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继续巩固和提升四个传统有优势的中心，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亚太区的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大家都耳熟能详；但首次再给我们另外四个中心，亦支持香港可以发展的，一个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一个是国际航空枢纽、一个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第四个是亚太区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这些以前是未出现过，它们的来源就是我刚才所说，是我们由2019年开始的调研，我们认为在这几个环节、范畴，我们都有能力。但有能力都要别人相信，所以我可以特别说明，在这四个新中心里，中央最放心或最愿意，一早就说「可以，这个给你」的，就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因为从来中央的科技官员，包括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都认为香港在科技的基础研究，林（群声）教授一定知道，basic research，基础研究是特别强。在2017年，我上任不久，当时香港有20多位两院院士，即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签了一封信给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告诉他其实我们都是很本事的，我们的基础研究做得很好，我们都很爱国、可以贡献国家，李焯芬教授都是这样说。但在该封信里其实是请求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把国家级一些由中央给予科研的拨款向香港的科学家开放，因为我们是「一国」，在「一国」之内不能够把我们当外人，是否可以向我们开放。据我所知，习主席是亲自审批那封信，亦有一段说话，而这段说话后来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推广香港创新科技发展那本书里。习主席都是认为香港的科学家是爱国爱港，亦有在基础研究中的相对优势；但这个相对优势如果不继续发展的话就会失去，因为这并不是绝对的优势，所以在不久后，中央一些科研基金就向香港的科研机构开放。我估计到现时为止，大概取得了一、两亿元这类科研拨款来香港让我们应用，这在当时亦称为科研基金「过河」，不再受制于一条深圳河，可以「过河」让香港科学家都能应用在香港自己认为可以发展的科研项目上。

有了这「4+4」的中心，它并不会自动发展，需要我们赋予它很多动力，所以这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特区政府是责无旁贷，要为推动每一个中心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方向和具体措施，有需要时是可以再向中央就着一些具体政策再取得支持。我已经公开说过这八个中心里，我已经交了六个中心的策略性文件，另外两个因为内容太丰富，所以需要再长些时间，这就是创新科技和文化艺术这两个范畴，需要再研究。在每一个策略性文件里，都离不开会有一些要求中央给予我们的支持，譬如香港要发展为国际航空枢纽。大家要留意，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都说会支持香港建设一个国际航运中心，为什么现在又要一个航空枢纽？这亦突显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航运当然是海陆空的，亦包括我们的葵涌货柜码头、机场，但当时我们向中央说，我们觉得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机场是重要很多，潜力亦大很多。无可置疑的是，在海运方面，如果纯粹以货柜箱来计算是下跌的，我们曾经在十多年前是世界第一，去年可能是世界第八或第九，因为附近的竞争力太厉害，深圳的盐田、蛇口，以至广州的南沙，更不用说上海，甚至是我故乡的宁波舟山的港口，现在都追上来。但在航空方面，香港真的有优势，因为我们有地理的优势，我们是一个枢纽；我们亦有管理的优势，香港国际机场的管理水平是非常之高；我们有培训人才的优势，今日的国际机场已经有一间航空学院正在培训，不单只是培训本地和内地的机场管理人员，来自「一带一路」地方的机场管理人员都会被派来香港接受培训。要继续发展这个国际航空枢纽，尤其是三跑---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三跑的铺设工程在本星期已经完成，2022年将会启用第三条跑道，2024年整个三跑系统，即新的客运大楼也会投入服务，亦一定需要有中央支持。譬如在去年11月，中央为了发展香港作为航空枢纽，支持香港机场管理局入股珠海机场。契机来自于港珠澳大桥，如果没有港珠澳大桥，香港国际机场往珠海是四小时车程，有了港珠澳大桥后是一小时左右。两个机场是可以联手把饼做大，因为珠海机场是内地一个内陆机场，香港国际机场是一个国际机场。你可以想像，如果我们能够扩大珠海机场在内地的航空网络，将很多在北部、西部的客人接来珠海机场，经过特别管道、港珠澳大桥，到达香港国际机场，然后利用香港国际机场的网络前往全世界，这就是一个国际航空枢纽的基础，这些都需要中央的支持。

作为特首，到了某个位置，要为香港争取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会客气，就算要厚着面皮也要去争取。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会陆续有来。就以今日为例，我在早上出席了国家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支持香港五位青年律师赴国际法律机构工作的发布仪式；下午大家看电视亦应该看到，我们启动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的试行业务。还有很多，大家拭目以待，亦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的支持真的很深厚。

有了「4+4」中心，除了香港自己积极地让政策出台，还有什么元素可以令我们贯彻落实国家第14个五年规划对香港的期盼呢？其实这些元素亦可以在港澳专章找到，我帮大家分析一下。有人说国家的第14个五年规划，其实每个字也很精准，我亦曾经形容其为一字值千金，如果多写十个字在内我们就得益很大。在十四五规划的港澳专章，即我刚才所说的第61章，首先，61章是放在哪一篇呢？因为要有篇，然后才有章；它被放在第18篇，称为「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当中当然有谈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在未谈及「4+4」中心前，有一段说话在61章出现，当中要求一系列的事:要求我们要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异议；当中亦要求我们要坚持以法治治港，中央一定要我们依法办事，亦要我们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组成的香港宪制秩序---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香港的宪制秩序不只《基本法》，还透过《宪法》来组成；亦要求我们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数年前，如果特区政府官员说中央有全面管治权，又会引来很多批评。曾经在2014年，有一本名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当中就出现了这一句，引起了满城风雨，说中央偏离了「一国两制」。「一国」为本，中央当然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但它亦尊重香港拥有高度自治权，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以「一国」为本，将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地结合，不需要硬梆梆地结合，而是以有机、自动、自愿、互动的方式结合，此将会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宪制环境。

由于落实了《香港国安法》，在这个章节中亦要求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好好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亦要防范、遏制一些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这一段文字，某程度上就是告诉我们：要发展好四个中心、促进新的四个中心是可以的，但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一国两制」的初心，要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没有异议的，这种说法相对于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是更加详尽，我看过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有关香港的所有部分，也有提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没有说明得这么详细，尤其在国家安全。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应该都知道，经历了2019年之后，制定了国安法令国家更安全，这是非常重要，是令香港可以继续成功的基础。

有了这个前设也未足够，如果大家翻开港澳专章的最后一段，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果我们要更好地透过这八个中心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请香港要做好《宪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要加强香港人，我相信特别是青年人的国家意识，要做好国情教育，培养香港人的爱国精神。这是必然的，因为若这个地方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么国家为什么要给予这么多中心让我们发展？如有人甚至极端地要对抗中央，要打击政权，无论是特区或是中央政权，这个是不能够容忍的。整套计划，其实字数并不是太多，撇除澳门那部分，只有五、六百字，就是一个这么完整的理念，令香港可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完全相信我们有能力，只要全港市民认清情况，这并不是一个不能达致的愿景。

另一个涉及香港的部分，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这是国家在推动区域发展，无论是长三角区域发展，或是珠三角，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广东九市加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当中也是要求我们要发展成一个高质量的大湾区，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大湾区，一个令青年人有更加多发展机会的大湾区。除了在那一段文字中，亦有很详细的资料已经在2019年2月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出现。

较早前我提到8月底中央宣讲团来香港，当时我在演辞中说过，我认为香港在回归以来，没有任何时候比今日更有能力、更有信心去落实国家规划中给予香港的支持，令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因为大家也看到现在的形势改善，我们除了国家安全得到保障，选举制度得以完善，令我们可以以行政主导的态势来推动香港的工作，不会受到不断内耗和泛政治化的立法会拖我们的后腿，久而久之耗损了我们行政机关想办事的态度，因为你会发觉办事原来是那么困难，就会不办事。我现在逐渐看到身边的同事都正恢复这种想办事的取态---特首，这件事我可以做，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因为立法会不会过于阻碍我们；这与以往他们时常告诉我：「这件事不可以做、不可以提交立法会的」，已经是两码子的事。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一地两检」。所有人都知道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口岸方面「一地两检」是很方便。如果大家记得，以往我们没有关闭文锦渡前，第一，你需要找一部黄巴士，在上水找一部黄巴士到文锦渡禁区，然后你需要在文锦渡的香港口岸清关，再上车往深圳，到了深圳又再要下车，经过深圳口岸等。这种事怎可能令人流、物流畅通无阻？「一地两检」这通关模式在「一国两制」之内完全可行，但大家还是否记得，兴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还有为西九龙高铁站设「一地两检」的立法工作是有多艰辛？是否还记得有多少人说谎，说这样就是引什么入关，破坏香港的法治，大家不要乘搭，不知道会被送到什么地方？但又有些人相信，令这些工作举步维艰。同样的「一地两检」，在皇岗口岸则顺利通过，我们在今年年初跟深圳商讨，要将皇岗、落马洲口岸提升和优化，将整个口岸搬到深圳，深圳就会全资兴建，不用我们付钱，全资兴建一个新的口岸大楼，预留几层给香港，是一个垂直的「一地两检」。我们要问立法会会否支持这个皇岗口岸「一地两检」，不然我们跟深圳市签了约，做不到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就以一个政府议案的方式提交给立法会，闪电地通过，还说我们做得慢，问为什么做得那么慢。

这就是变化，我们每日都感受到现在这个新的---虽然立法会还未选举，但已起了这个变化---一个比较理性、不会事事以政治挂帅、以反对香港进入、融入国家的态度为取向的立法会，能办的事多了很多。就以它的工作量来计算，立法会由去年11月才恢复正常，到今年10月底，它休会进行换届选举时，我们估计会通过一共46条条例草案，远远打破以往纪录；我们估计一共会通过3,100亿元拨款，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些就令行政机关可以有信心，我们认为符合市民利益的事是会做得到，不会在过程里被人不断抹黑或攻击，甚至采取一些很激烈的行动，令想做的工作做不到。

有了这种政府角色、有了中央的支持、有了我刚才所说那种比较理性的环境，还是要提升能力，所以最近我跟同事研究时，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称为「四新」精神。什么是「四新」精神呢？第一是空间拓新。以往很多规划到了深圳河就要停，深圳河以北是一片空白；但在空间拓新下，我们的规划不能够到了深圳河以南就停，我们一定要看看深圳河对岸是什么，我们如何可以利用一河两岸，甚至口岸经济带，提升香港的经济容量呢？我们怎样可以用好距离流浮山只有四公里水面的前海扩区，协助香港的产业提升呢？这个空间拓新令我们突然间好像多了很多地方可以做事。

第二个精神是观念更新。观念的更新我们正在进行，在这四年多，观念更新就是不要时常说不干预，不要时常说市场主导，有些一定是政府行为；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是政府行为，不过就要看看你的政府走得多深。如果你说政府拣选哪一间企业、哪一间公司可以取得土地建楼，这个当然一定不可以。但如果我们有一些产业，例如现在有人说香港的生命健康科研很有优势，我们是可以吸引一些海外大药厂落户香港做科研、制药。它们没有土地，你着一间药厂购买一幅商业地，它买不起，因为甲级写字楼的商用地实在太昂贵，可否将观念更新一下，我们想成为创科中心、想成为生命健康枢纽，若拨出一些土地专门用来做这些事，便可更吸引这样的企业落户香港。

第三个新，是政策需要更新。有许多政策包括法例，都没有与时并进，尤其是配合今日创新科技和智慧城市，很多东西仍很旧。某程度上是因为怕立法会，不做那么多；你说一些话，它就像是帮你在圣诞树上挂很多东西，让事情办不成。现时需要大力推动政策创新，我要求同事留意每个范畴。同样地，我们在社区的建设也可以有政策更新，大家都记得当年我在2007年起担任了五年的发展局局长，当时我观察到香港各个地区都很有特色，我们除了在这里做一个项目、那里做一个项目，可否用更创新的政策，以地区为本的理念去推动地区的提升？包括今日，我前后有三个地区的整全计划，一个是保育中环。当时的文物保育政策---大家也记得皇后码头一役---特区政府，包括我本人，都承诺尽量保留具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然后赋予它一个新生命。所以在中环，这毕竟是香港发源地，有很多历史建筑，我在2008年提议给当时的行政长官进行保育中环的计划，为中环保留它仍有的特色，包括现时的大馆；元创方，即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上星期开幕，据说也是城中热点的中环街市；也包括我们的法律枢纽，是在前政府合署；前政府美利大厦变成了今日的美利酒店等，都是保育中环的元素。第二个我尝试地区为本的项目，是令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起动九龙东。我们将旧启德机场连同周边两个旧工业区---九龙湾和观塘，将它们整全发展，令这个前工业区变成今日第二个核心商业区。今日在九龙东一带的甲级写字楼已经可以媲美中环和金钟，但租金很便宜，所以最近我见到有一些大型保险公司都陆续搬入九龙东，因为租金便宜很多，这里是百多元一呎，而那边是30元一呎，而且环境同样优美。随着启德的发展，其实九龙东的环境是非常优美，日后还有一个大型启德体育城。第三个就是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跃动港岛南，将港岛南部，即是香港仔、石澳一带，发展成为一个很有活力、青年人会喜欢去、很有动感的地区。我们拭目以待，这个项目会否像起动九龙东一样在十年之内可以成形，让市民有多一些好去处。

第四个新，是机制要革新。近日有人讨论如果要做那么多东西，又要成为那么多中心，例如要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没有文化局又如何做文化推动工作呢？值得思考，可能需要机制革新，令今日特区政府的架构更有利推动我刚才说的各方面工作，也包括处理现时部门间时常被人诟病的分裂、角力，各部门只管自己的事，这些全部都会归纳在机制革新的工作内。详细情况我卖关子，大家留意10月6日公布的2021年施政报告。

总结的部分，在宣讲会上我说香港今日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它成功的基因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和香港人那种自强不息、灵活应变的拼搏精神。我活到今日这个年纪，我可以说这是我自身的体会。都会大学在今年9月1日重新命名之后，我希望能传承到香港这种成功的基因，成为香港核心的一部分，支持和贡献香港、贡献粤港澳大湾区和贡献国家的发展。多谢大家！

（以上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月10日在香港都会大学《都大讲堂》讲座的演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