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e
行政长官梁振英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问题。就特区政府的职责，我和特区政府同事愿意秉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与各界人士切磋交流，并向社会交代。
去年11月，自由党在施政报告谘询时，向我提交意见书，意见书第45段建议政府「更主动协助港商……拓展业务及商机……并协助在广东面对成本急涨的数以万计香港中小企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如到缅甸开设『香港工业园』等」。
2012年11月7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自由党钟国斌议员质询政府「会否考虑向中小企提供更多资助，例如协助他们到缅甸等海外地区投资建立工业园……」
最近，钟国斌议员多次提醒政府勿「越界」；他认为过去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行之有效。
什么是积极不干预?1961至1971年出任香港财政司的郭伯伟说∶「一般而言，政府不该凭其商业判断插手经济运作。若然不能依靠以身犯险的生意人作决定，我们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在缅甸建立工业园，「协助在广东面对成本急涨的数以万计香港中小企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个提议，在港英年代肯定不容于「积极不干预」政策，郭伯伟先生大概会坚持这是生意人应有的「以身犯险」。
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工业面临工资和土地成本急涨问题，情况与近年珠三角类似，当年香港厂商自己胼手胝足把生产线转移到深圳和东莞等地。在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下，协助港商在珠三角建香港工业园区没有出现。
自由党提出的缅甸工业园构思，涉及数以万计的港商，而且远涉重洋，特区政府出面，还涉及外交，比我主张的「适度有为」更加有为。
在所谓「积极不干预」年代，英资在香港多个行业有特权，甚至有垄断性的特权，英资企业代表在行政立法两局有常设议席，港英政府有专买英国货的政策，有对英国学历的坚持，有对外国金融机构来港发展业务的限制，在在说明积极不干预政策的严重局限性、倾斜性和选择性，是否行之有效？
在香港经济腾飞年代，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政府在经济的介入上更深。韩国近年在创意文化产业飞跃发展，香港人十分欣羡。我去年官式访问韩国，特意提出与有关政府部门面谈，我的认识是，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并非政府积极不干预的产物。
香港周边的经济体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资助当地的产业发展，香港的业界不能单打独斗，以一敌二。
我在竞选时提出「适度有为」的主张，政纲上说明∶「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政府应该适度有为，以尊重市场机制为前提，更积极发挥市场推动者和引导者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沪港通」的开通，便是适度有为的一个例子。在「沪港通」的安排下，两地证券市场当然按市场机制运作，两地政府和监管机构也通力合作，促成在政策和监管上互联互通。
我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为「适度有为」再做了些阐述∶「在市场可以发挥优势的时候，政府不应干预，只要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当市场失效、未能发挥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有作为。」
什么是市场失效？市场失效就是市场的运行不能为社会带来最大的效益，甚至损害市民利益。举个例子，房地产是必需品，香港房地产对外地买家有吸引力；外来投资和投机需求增加，供应跟不上，价格飙升，造成社会民生问题，政府就必须实施需求管理。特区政府约三年前提出立法制定通称的双辣招，实行港人优先。
我知道在双辣招问题上，自由党跟我有重大分歧。自由党在去年底给我的建议书的第13段，提出要尽快撤销楼市辣招---「当局应该尽快撤销……买家印花税、双倍从价印花税和加强版特别印花税」。去年2月，立法会表决《2012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三读时，自由党大部分议员（包括钟国斌议员）投下反对票。
钟议员也撰文提到上届政府提出的医疗产业「不了了之」，他认为是「新任政府不会继续推行过去政府的政策所致」。医疗可以是产业，但医疗服务的首要对象是香港人，首要目的是香港人的安康，因此前提是要优先照顾本港市民的需要。以三年前仍然困扰香港的孕妇床位严重短缺为例，当时大量内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医院床位价高者得，香港孕妇除了要竞价之外，还一床难求。香港发展医疗产业，应以全港利益为目标，不应因为界别利益而牺牲香港人的利益。我在当选后，正式就任前，便宣布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零配额的新政策。有人会说这是明显干预医疗市场，但市场运行有违港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时，政府必须有为。
限奶令是另一个例子。
同样地，旅游业和零售业雇用大量低技术市民，因此即使产值不及金融业，特区政府仍然应该大力支持，不应任由自生自灭，考虑的不仅是业界利益，更多的是市民就业需要，也就是社会需要。
在产业政策方面，我们亦主动支持和配合一些新兴产业，例如高增值航运服务、解决争议服务、创新及科技、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中介服务和现代化农业等。
高增值航运服务包括船舶管理、经纪、租赁、融资到海事保险、法律及仲裁以至船舶支援服务。香港作为内地航运公司「走出去」的跳板和国际航运公司进入中国内地的平台，有条件大力发展高增值航运业务。香港航空融资业务亦极具发展潜力。
知名的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的国际仲裁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等，近年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海事仲裁服务有庞大的增长潜力，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超过150个缔约方的司法管辖区，以及在中国内地和澳门均可执行。
创新和科技，据康乃尔大学编制的「全球创新指数」，在约140个受调查的经济体中，香港位列头10个最创新的地方之一。政府透过扩展科学园第三期以便容纳更多企业伙伴，又透过推出「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鼓励大学师生成立科技初创企业，把科研成果商品化。
由2005至2012年，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设计业的增加值更增加了两倍。政府透过支援香港设计中心、扩大设计创业培育计划等措施来支持产业发展。
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涵盖知识产权代理和管理、顾问、法律、解决争议以至尽职调查等。政府已订出支援该产业的策略，而贸易发展局的亚洲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亦已展示逾25000个知识产权项目，并与来自海外、内地和香港的28个伙伴组成策略联盟。
政府设立农业园和「农业持续发展基金」，推动本地农业采用高新科技和提升整体竞争力，协助市场推广和建立品牌。政府亦设立5亿元「渔业持续发展基金」，协助本地渔民在南海发掘新渔业资源及捕鱼区、在本港发展可持续的捕鱼作业及休闲渔业、推动本地水产养殖业现代化、推广本地渔产品及产品认证等。
政策层面以外，我和政府团队在过去三年，努力促进对中国内地和外国的经济关系，扩大香港的经济版图。过去半年，我到过吉隆坡出席东盟领袖论坛，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及商界会面，推介香港，并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领导人进行双边会谈，同时跟进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度。我亦出访波士顿、多伦多、芝加哥、上海及武汉，并到南沙、前海和横琴等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探讨香港在各地的发展机会。
钟议员曾撰文说∶「中港两地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来推行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致力建立更紧密经济合作和融合上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实质上能够从中受惠、打入市场的香港商界、中小企只有少数。」香港的经济由中小企主导，中小企不得益，香港不可能得益，因此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洽谈CEPA、与内地省市政府谈经贸合作，以及与外国政府谈自由贸易协定，都没有忽略中小企。可以说明对中小企重视的例子是香港的专业服务。专业服务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近年，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发展迅速，已占GDP 5%，比旅游业不遑多让，其中一个发展动力是内地市场，十二年来CEPA每年的协议都有把内地巿场向香港专业逐步开放。今年2月9日，立法会秘书处发表「香港的四大支柱及六大产业：回顾与展望」的《研究简报》，「与其他支柱行业相比，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的前景应可维持一片乐观。这是由于内地服务业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能为香港提供商机。此外，香港亦可以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和海外企业拓展内地市场提供平台，从中取得商机」。
过去三年，外围经济不景，但香港经济有温和增长、通胀受控、全民（包括刚离校青年）就业、政府财政录得盈余、利得税和薪俸税收益令人满意，都从侧面反映经济成绩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全球投资报告，香港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输出都排名第二，流入是1,03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内地；输出是1,43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香港虽然只是一个城市，但是作为环球及区域的投资枢纽，重要性仅次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凡此种种，都是全社会，包括特区政府和工商、金融和专业等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最后，我感谢钟议员的意见，并希望各界人士能就香港的经济发展问题，继续提点特区政府。
（以上是行政长官梁振英8月25日在报章发表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