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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
11月份我可以说是驿马星动，网志发表之际正是我这个月第四度外访启程之日，虽然风尘仆仆，但在过去两星期先后到澳洲及马来西亚的访问，的确与当地金融服务业界有很好的交流，特别大家在探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或商机时，着实有不少有见地的分享。
谈到「一带一路」，就不得不提基建投资。先说澳洲，当地近年积极拓展基建，在墨尔本和悉尼都见到政府与业界合作发展的项目。大家或许不知道，我们的港铁公司在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有参与铁路管理或建造的项目，而当地的「未来基金」，亦有在国内外投资基建，作为这个为应对澳洲人口老化所带来财政压力而设立的基金的长远投资。
所以，在我与多个金融或银行业界代表会面时，大家不期然会聚焦讨论如何鼓励亚洲地区多参与基建投资，以及当中会碰到的问题。我特别想分享与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的讨论，这是个由20国集团(G20)成立、并成为第一批与金管局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构之一，以推动基建投资为目标。中心既设立讯息交流和分享的平台，亦着力提升基建融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并会致力寻找相关的投资项目。
我和中心的首席执行官Chris Heathcote都认为，很多投资者以往对基建投资却步，主要因为这类项目通常需时建造，涉及金额巨大；而项目回报时间相对较长，当中的不确定因素亦令投资的风险较高。此外，来自外地的投资者如果对基建项目所在地的政经状况或项目详情掌握不足，一般都不会动辄投入巨额投资基建项目。但随着现时全球处于低息的环境，传统债券回报不高，投资者，特别是长线投资者如退休基金或保险业等，都渴求高回报的资产，故此他们对基建投资的兴趣亦日隆。一般商业银行当然对基建投资会有兴趣，不过它们通常不会接受涉及长时期风险的投资项目。
发展下去，我们都相信基建投资可望成为新的资产类别，给予投资者多一样投资选择之余，亦会有利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令基建投资成为一类资产，香港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拥有大量金融及法律方面的专才，具备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是海外公司进军内地，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跳板。当「一带一路」愿景落实起来，亚洲区内的基建需求自不然会上升，而面对亚投行等多边银行只可满足部分融资需求，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界就可发挥作用，包括把基建融资按风险和年期分层次设计，协助不同投资者按自身需求，参与投资年期或风险不一的项目，所以在基建投资融资方面我们絶对相信是机会处处。
至上星期我出访马来西亚，出席在马六甲举行的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探究中国、东盟和欧洲的伙伴关系。马六甲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打通并拓展了中国与亚非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亦多次以马六甲为大本营。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会是中国打造的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
我在论坛发言时亦提及基建投资，指出基建发展会增加亚洲融合。但当主张反自由贸易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欧洲的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主义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令人担心全球会否从此抽离一体化或摒弃自由贸易。
面对这样的趋势，亚洲地区国家该如何自处？我认为现时亚洲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拥抱、发展和巩固区内的自由贸易，从而带动整体投资、贸易和民心相通。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保护主义抬头带来的启示，很多支持者认为全球一体化造成地方财富不均，指摘自由贸易让外地工人抢了本地工人的饭碗，新兴行业或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一丁点也未能分享。我觉得值得思考的是，问题是否出自贸易或科技的发展？诚然科技发展改变了生产方法、销售手法，但自由贸易是否就是始作俑者？我们又是否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些转变？
所以作为政府，绝对有责任多作解释，防止不满情绪扩散，以为自由贸易就是问题的根源，最终窒碍经济发展。但同时，政府需要解决财富不均、机会不等的情况，亦有责任去帮助被边缘化的人，要这样做，政府难免要有限地介入市场运作。全球化、人才资金自由流动可以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但亦被诟病为一些全球化的城市带来问题。好像香港、伦敦、纽约或悉尼，很多市民都面对楼价飙升的问题，所以即使我们信奉自由经济，但当楼价与本地市民的负担能力完全脱节，政府都应为照顾这些人士的利益而推出若干措施，重点或难题是如何拿揑准确、取得平衡，以最恰当的方法去应对警号。
(以上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11月27日在网志发表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