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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多谢主席。各位立法会议员，早晨。
今日是2017年我首次出席立法会会议，在这里祝贺大家新春愉快、工作顺利。我都好像李（慧琼）主席一样，希望往后我们在立法会的工作可以做到政通人和。
在去年12月23日西九管理局和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签订一个就西九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事宜的合作备忘录。在12月26日，我在北京返抵香港当日在机场向传媒表示，我会主动及很乐意地来立法会或相关的事务委员会向议员交代和解释这个项目。
我认为今日到内会来讨论是合适的，当然我知道立法会有一个由刘国勋议员担任主席的监察西九文化区计划推行情况联合小组的委员会。在上一届立法会，我都是每一年会出席那个联合小组委员会，每一次出席我都是以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出席。但我们今日来到内会，为什么我认为来内会比较适合呢？因为这个项目不单只有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参与，亦有特区政府的参与。所以我今日的出席是以双重身分，既是政务司司长，处理特区政府和中央在这个项目里的磋商，亦同时间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我12月23日是以管理局主席签订这个合作备忘录，但正如我签完这份备忘录后主持的记者招待会说，当时介绍的身分都是刚才说的双重身分，亦即是说是政务司司长和管理局主席的双重身分。在我们公布后，最近几天收到几位议员的来信查询，有分别建议一是来内会、一是去监察西九文化区计划推行情况联合小组委员会。我得到李慧琼主席的同意，觉得来内会是一个更加适合的场合。
我们亦就着各位议员来信的查询，以及在社会上就香港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发表的意见作了一些归类，在昨日发放的文件里作出了一个回应和交代，但我们今日出席也很乐意向大家回答有关的提问。
简单而言，我说过在整个筹备这个项目的过程，或在争取筹建这个项目的过程，是有理由亦有理据为什么要保密，在文件我们交代过了。但在签订了备忘录后，我们是非常乐意、愿意以一个最透明度高的方法向大家交代。所以今日我的开场白，我都是以抱着以一个很高透明度、负责任和诚恳的态度向立法会议员交代、向公众解说。
稍后，我亦会介绍我们就着这个项目各方面工作打算进行的公众谘询。但我必须要强调，这个即将进行的公众谘询不是「补镬」，亦不是后知后觉，是我们原本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在12月26日我回到香港，我当时已经向传媒说这个项目既然签订了备忘录，可以进行公众的参与工作，我们是非常乐意做，亦是计划了要做，因为这一件是一件好事。
今日的解说可能需要多少许时间，请各位议员包容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清楚的解说，加上下星期开始的公众谘询或公众参与的工作，是可以让我们与社会各界共同研究怎样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好。
详细交代项目的来龙去脉，好像是几位议员的要求，我必须先讲背景。第一方面，近年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和艺术的发展做得非常有成绩，我对于香港的文化创意、艺术的发展亦是充满期盼。我不能够说得上是一个很文化的人，但这四年多以来，既担任政务司司长管辖文化范畴，亦直接是这个这么大型文化投资项目，即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的主席，我是深有感受。当我们说香港经济要多元化，当我们提及要为我们的青年人提供更多优质就业，文化产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
所以在我介绍这个项目的投影片中，应该大家桌上都有一份，我是先谈远景，究竟我们觉得香港成为国际文化都会的远景是怎样，我们做了什么准备工作，让我们正正向着这个文化都会的远景逐步落实。这里我不详细覆述，但是有数个方面，包括硬件，即是文化建设的发展；包括软件，亦即是香港近年举办了很多文化盛事。大部分这里提及的文化盛事我都是亲自参与或每一年我都有主持开幕，包括典亚艺博，或最近的水墨艺博。在产业方面，有关艺术品拍卖和艺廊的市场活动亦非常蓬勃。人才培训亦是我们很重视的工作。在去年我们为了建立更广泛的观众群，让我们的公共博物馆的长期展览给市民免费入场。这个是今次我们工作背景的其中一条主线。
另一个主线大家应该都不会质疑，故宫的文化是博大精深。我留意到近日由于故宫这个项目的讨论，有一位Mr Mark O’Neill的人士，他谈及故宫的藏品是全世界最精美的中华文化艺术的藏品。他写了这本书于2015年底出版的，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而今日的故宫博物院亦是全世界最多访客的博物馆，一年接待的访客是超过1,500万人次，亦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大型博物馆之一。正如Mr Mark O’Neill讲，各地的博物馆对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趋之若骛，都希望向故宫博物院可以商借一些藏品展出。在这方面，于「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是得天独厚。我们自从2012年与故宫博物院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后，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一个大展。在这方面，今日民政事务局的常任秘书长冯太，她便是当年签这个2012年与故宫的合作协议，她当年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署长。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曾经说过，香港展出的故宫藏品其实不少是在故宫的仓库中选出来的，他自己都是要来到香港，因为有这一个展览，他才是首次看过这一个藏品。原因是故宫的藏品是大量的，据最近的清点是有180万件，而能够展出的只是占这180万件珍藏中少于1%。更加重要的是单院长在经过这四年和我们的合作，他是高度赞赏、表扬香港博物馆的策展手法和展品的陈列，以至到一些教育配套的工作，所以他在这方面是非常之乐意，亦很主动和我们探讨更加多的合作空间。
究竟故宫的文物在香港有多受欢迎？我们特别在文件里制作了一个附件，向大家交代在过去几次展览的人流和市民反应，而这几次大型的展览都是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我们部分的经费。换句话说，香港特区政府透过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故宫博物院和香港赛马会可以说是在推动故宫文化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合作基础，这个是这次项目背景的第二条主线。
第三方面就是香港长期因为和国际接轨得比较好，是可以发挥到一个让故宫和国际机构合作的平台这角色。例如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一直为故宫和国际文物修护学会担当一个联系角色，协助他们设立一个国际文物修护学会故宫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设在故宫，已经举办了两届的文物修护专家培训，香港的同事在每一届都是有参加。所以这给了我有很深的感受，当行政长官时常提出「超级联系人」这个角色，其实香港在「超级联系人」这个角色不单止局限在贸易和投资，亦是在文化方面可以发挥这个「联系人」的角色。而在香港建立一个博物馆，能够长期展出故宫文物这个构想，正正是在当香港扮演这个「联系人」的时候出现，正如我就时序方面曾经交代过，今日亦可详细再讲那个过程和时序。
这个构想－－在香港建立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始于2015年9月。2015年9月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当时我应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的邀请出席我刚才说的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在故宫成立培训中心的揭牌仪式，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我刚才说，其实是有三条主线已经在这数年出现了、正在发展。当时与单院长的闲谈之间，单院长高度表扬香港的策展方法，他亦知道我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他问我其实西九还有没有地方可以建一个展馆去长期展出故宫文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主意，但当时真的有点妙想天开，想如何可以在香港建立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用香港的方法去展示故宫的文物？但是无论如何，以我一贯希望为香港做事的性格，我回来香港，与一个很小、很核心的同事小组，不外乎都是一个手掌数目、几位同事去探讨。要在香港设立一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要解决几方面问题，第一，是土地问题；第二是资金问题；第三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包括故宫文物出境这个如此大的问题。
在选址方面，当然落户在西九文化区，现在好像有人认为这个本身都是或有争议性须谘询，但是其实大家想想，这是最顺理成章的。西九文化区的愿景就是成立一个国际文化枢纽，在法例上亦要求我们能够利用西九文化区加强香港和国际以及中国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而在土地方面，我们亦能腾出这块土地，可以说建设这个故宫文化博物馆，没有替代到任何一个原本要建造、亦是西九文化区董事局认为继续要建造的文化设施。当然，现在有人将它与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在去年决定了不再去建设这个大型表演场地挂勾，但是稍后我会请栢志高先生解释究竟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就着这个大型表演场地，或简单我们称为MPV的考虑过程，但是从时序来看，西九文化区董事局在处理这个MPV的检讨是早于我们构想这个故宫博物馆。所以不是说因为要释出一块土地来建这个故宫文化博物馆，而没有理据地赶走了这个大型表演场地，这个我必须作一个澄清。
在今日大家枱上这份文件，我们特别详细交代了有关这个MPV检讨的流程，在这里我不再表述。但如果从经核准发展的规划，大家在附件的图上可以看到，我们保留了其他有关的展览中心，甚至是酒店，在那里现时叫做展览区的，都是保留了下来。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的副主席夏佳理先生，他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辖下的发展委员会主席，他亦可以就这一点作补充。所以在土地和选址方面，这个问题是比较早期能够解决得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大家都知道，西九文化区这个项目面对着一个财政困难。我过去三年出席另外那个推行西九文化区情况联合小组委员会都多次说，还有一个财政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在西九文化区建设本来的三批项目都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说我想兴建多一个，那我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资金从何而来？如果这个问题未能够解决或处理得到，以什么基础向市民探讨要在西九文化区多建设一个核心的文化设施？
我亦知道如果纯粹加重了在西九文化区已经面对的财政压力，亦未必是一个本会议员或公众轻易可以接受到的方案，所以就寻求另外的资金来处理。我在这里很清晰地说，因为我知道很多文化艺术的人士在听着我讲关于我们怎样可以落实第三批次的项目，特别是一个音乐中心(Music Centre) 。我在这里说，如果我能够可以找到一个财务安排，可以有额外资金，我一定会先建设这个在文化界都期待以久的第三批次里的音乐中心。所以如果要去建一个博物馆必须要寻求另外的财务安排。
正如大家记得，我已经说过，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多年来按着他们支持文化发展的策略，是很支持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做的文化艺术展览。每一个大型故宫文化展览都是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赞助不单只是展览，亦有相关的教育工作。而且我亦记得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作了一个额外的捐赠。我强调这个是额外的捐赠，是不影响马会定期的慈善事业。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与特区政府商讨十周年香港赛马会的捐赠应该是夏佳理先生－－作为当时的香港赛马会主席。那个项目大家应该记得的，就是活化保育中区警署群，当时的捐赠是18亿元。
所以我在第一时间与马会主席和马会行政总裁来探讨，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是否乐意再做一个额外的捐赠。这个初步接触第一次是在2015年12月。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日子？因为在这个过程里是一环扣一环。如果那个资金和土地未能够安排，特区政府怎样可以向中央作出一个建议呢？「你什么都不知，又找不到土地、又找不到金钱，你便与我说希望能够借出故宫的文物去香港展览？」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亦是为什么我们制定的政策、作的建议是要有基础。同样地作公众谘询，亦要有一定的基础，这些谘询才是有意义的。
马会主席给我的反应是正面及积极的。但这不等如马会主席本身可以承诺这个这么庞大的额外捐赠。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都有一个审批过程，这个审批过程都要蕴酿，不能够说特区政府想做，马会一定会全面配合。因为大家都要讲程序，所以马会在批拨这个额外捐赠时候都有一个审批程序，所以是2015年12月首次接触，到2016年10月马会的董事局同意批拨35亿元的额外捐赠来建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由2015年12月到马会2016年10月「拍板」，当然中间我亦多次与马会的主席、总裁和整个马会的董事局成员接触及讲解，亦让他们更加了解故宫文化的重要性，安排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向马会的董事作了一个故宫文化的演讲。
有了土地的安排及资金的同意，我们需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向中央提出建议首次在2015年12月18日，我们以一个书面意见向中央陈述，在香港建设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好处，而当时我们当然说故宫的文化很受香港人的欢迎，有了这个额外的博物馆可以丰富西九文化区，可以令香港成为国际文化大都会的愿景更加更进一步。但我们都有提到我们过往数年和故宫的合作，是反映出用香港的手法去反映或介绍故宫的文化，亦是一种很创新的做法，亦当然提到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暗示希望中央因为有个大日子为我们做了这件大的好事。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意「送礼」，因为要安排故宫珍贵的文物出境，长期在另一个博物馆展示是要有政策上的配合，这个便是文物出境的安排。今日的故宫文物借出境外，无论由数量到展期，到一级文物占出口或出境的文物数量比例都有限制，都有限制。要长期借出超过900件故宫的文物，而大部分是一级的文物，是有很大的难度，是必须要得到中央有关的部委，包括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一起磋商、同意，才可做到。
所以由此可以见到，我希望议员亦能够理解，在整个希望建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过程里涉及的探讨、磋商的工作，无论探讨和磋商的对象是香港赛马会，还是中央有关的部委，都必须在保密之下进行，不能够在公开说很多，然后就以通俗的说法，就是把这些持份者「摆上枱」：即「我在香港谘询了，大家亦很喜欢，请你改变你的文物出境的政策来迁就我们去做这件事。」我希望大家理性地去看这一件事，亦明白不应该这样做，而是必须要在保密之下进行，然后到适当的时候公布。而今次公布的形式就是双方签订了一个合作备忘录。
这个的保密程度不单只是公众，在政府的内部知道正做这个项目的可能都只是很少很少的人，甚至我的私人办公室里的政务助理，即是AA，和我的新闻秘书都不知道这一件事。
（回应梁国雄议员打断司长的发言）我以为对我的要求是来到这里讲出来龙去脉，亦是要全面交代，所以我正在努力做这工作。我刚才说的内容当然部分在文件里，但我要很详细地去和大家介绍过程是怎样的，不过我很快说完。
我明白在这个过程里，我是担当双重身分，我刚才说很多与中央的磋商、马会的磋商，是以政务司司长的身分，但同时我亦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我亦都有关注，我能否一个人，作为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的主席，就完全代西九文化区董事局管理区董事局的法定机构的功能，而不去和董事局的成员磋商这一件事？当然不可以，因为他们都是持份者。所以我在去年由大概5月开始，亦在保密的情况下征询了西九管理局的资深成员，包括今日在座的夏佳理先生，因为夏佳理先生既是资深亦是董事局的副主席，包括长期都是特别关注在西九文化区里有关博物馆事宜的罗仲荣先生，亦包括盛智文先生。不过早期我没有说盛智文先生，因为他现在已经从西九文化区董事局退下来，但是他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亦乐意让我与大家交代他一早知道这个项目，三位获我谘询的资深议员都非常支持这个项目的。
从我做了许多这些的探讨，亦了解到香港市民对于故宫文化的欢迎和向往，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能够在香港建立一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一件好事。在12月23日之后，大体上社会的反应都是非常正面、非常积极，亦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大好事，如果不是在我刚才稍为详细交代了的保密程序去进行，恐怕难以成事。这个希望大家理解。
现在我们已经签了备忘录，亦将这件事在公众发表，其实是须要推动建馆工作，必须要有高度的公众参与，或听公众的意见。所以在未来的谘询工作，我们在文件亦交代了，有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建筑物的设计，这个希望大家都欣赏。有些人担心我们是否建一个明清时代的建筑物在西九文化区而格格不入？这肯定不是。当日12月23日我介绍的时候，我都是请建筑师告诉我，究竟他的建筑概念是怎样，所以有一段文字是严迅奇建筑师说的。他会用一个现代建筑手法去体现中国传统艺术，以及很重视这个建筑物的位置，因为它是在维港海边，亦有一个非常好的景观和视野。
第二个我们很乐意听社会的意见，就是博物馆的营运。因为大家留意到我们在签了备忘录之后，备忘录里说我们在六个月之内要与故宫签订一个合作协议，在那里要交代更加多营运细节。
第三就是展览的重点。因为在博物馆里除了有常设的展厅，亦有一些主题的展厅，亦有一些特别希望鼓励香港私人藏家能够捐赠或借出来的展品。故宫的180万件展品真是要分门别类是很多的，所以大家究竟想看什么类型的文物，都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范围。
第四就是教育的工作，因为故宫近年在用故宫的文化进行学生的教育工作亦做得非常之出色。我看过教材，亦设计得非常精美。谘询工作会在1月9日进行。
最后我想说，我们是否有顾及到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条例》第19条，有关公众谘询这个问题。近日很多人提到第19条的谘询，都是忘记将整段文字去读出来。其实在我们的文件中，我们有说第19条的谘询是给予西九管理局有一定的灵活性去做谘询工作，包括是在什么时间和用什么方式的谘询，都是可以由董事局去考虑及认为适合地去做。在这方面，我想特别读出一段当日在立法会2008年7月3日，应该是当这条条例恢复二读的时候，当时的民政事务局局长是这样说：「有议员提议建议要修正第17条（当时草案的第17条即是今天条例的第19条），规定西九管理局须定期及广泛谘询公众，并明文规定谘询的方法。我想指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和营运牵涉广泛事宜，除包括兴建和营运艺术文化设施外，也包括规划和营运商业设施、公众休憩用地和其他社区设施。谘询公众的事宜所涉及的持份者也会视乎需要而有所不同。如果在法例内订明西九管理局须遵从特定的公众谘询方法，不但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也不能满足所有持份者的要求，这是一种不合适的做法。相反，条例草案第17条（即是今天的第19条）赋予西九管理局弹性，在不同的时候，以最合乎情况需要的方式谘询公众，这更为合适。」
我刚才的表述已经点出了在今次这件事件或这个项目里的持份者，亦需要我们在一个保密情况之下进行这个工作。最后我想说，诚如长期关心香港文化艺术发展的胡恩威先生所说，我引述：「要谘询和研究的是如何把香港故宫文化馆建好；如何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变得深入民心令香港变成一个更爱文化艺术的社会。」我希望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主席，我和董事局的成员和我的同事乐意回答大家的提问。多谢主席。
(以上是政务司司长兼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林郑月娥1月6日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西九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开场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