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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上星期日，人大常委决定从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可以由普选产生。市民即时的反应有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人大常委的决定是「落闸」，有人觉得是「开闸」；有人希望方案通过，有人坚持否决方案。每一位市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追求普选的步伐不一、执着理想的程度不同，对人大常委的决定有不同的反应，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必须共同决定是否要在政制发展的路上向前迈步、还是原地踏步。除了考虑自己个人的信念，我们也须顾及其他个体的想法和意愿。群体内对政改方案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应只靠「斗人多」，更不能「斗大声」、「斗大力」，而是应该顾及彼此的关注，凝聚最大的共识。
我认为其中一个思考角度是考虑对方有否替代方法：如果方案得到通过，倾向否决方案的朋友，有没有其他方法表达对制度的不满和不信任呢？另一方面，如果方案被否决，倾向通过方案的朋友，有没有其他方法弥补失去的投票权呢？如果我们愿意顾及群体内其他个体的得失，相信不难找到共识。
在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政改方案得到通过。我认为如果500万合资格选民能够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选特首，候选人必然要直接向全港市民问责。相对现时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办法，普选方案肯定是一大进步，不是「鸡肋」。有朋友认为接受方案会令到当选人得到「假授权」，他们似乎「信不过」数以百万计的香港市民的选择。
我担心丧失今次机会，五年后，香港将要重复今天的争论，很大可能同样未能取得共识，重复今天原地踏步的结果。把握今次机会，五年后，即使选举制度没有改变，市民仍可以从第一次普选特首的经验学习，思考如何在下一次选举产生更切合自己意愿的行政长官。
有市民透过电邮问我，面对当下的局面，如何实践我在上星期网志中提及「解放思想」的第一步，即是不要被固有的思考模式束缚，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角度。坦白説，我目前还未看见明显可行的出路。
容许我在这里分享一个「解放思想」的故事，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集思广益。
1912年，美国总统选战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竞选团队印制了300万份宣传单张。在团队派发单张前，工作人员发现单张封面罗斯福相片的版权属于独立摄影师Moffett。由于时间紧迫，团队赶不及重印300万份单张。如果没有得到Moffett同意而使用该照片，团队将面对高达300万美元的罚款。在100年前的美国，这是天文数字。Moffett当时正面对财政困难，即使与他洽购使用权，他也肯定会索取天价。
工作人员无计可施，向竞选经理George Perkins报告。Perkins向Moffett发电报：「我们打算派发300万张以罗斯福相片为封面的单张，对相关的摄影师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如果我们选用你的作品，你愿意付我们多少钱？请即回覆。」Moffett很快回答：「我们愿意付250美元。」Perkins也即时接受，成功化解这场危机。
这是我哈佛甘乃迪学院攻读公共行政硕士时期，在谈判课上讨论过的一个经典案例。我记得当年在课堂上，有同学为Perkins这个「妙计」喝采，也有同学认为Perkins欺骗Moffett，令Moffett损失了「赚大钱」的机会。但细心想想，如果竞选团队没有犯错，事先处理好版权问题，Moffett根本没有这个「赚大钱」的机会。
我认为Perkins成功化解危机，因为他看到在选举单张上用Moffett 的作品，对Moffett也有好处。这个「双赢」的本质其实非常明显，但其他工作人员可能因为急于弥补团队的错失，忽略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被「零和游戏」思维束缚，忘记寻找「做大个饼」的机会。要在「零和游戏」中争取较大的份额，当然会是困难重重。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分析问题，有机会找到大家都得益的「双赢」辨法。
政制发展关乎全港市民的福祉，当然是头等大事，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精力放在政制争拗上。我和同事会继续紧守岗位，推动各项经济民生工作。例如过去这个星期，当大家的焦点集中在政改上，金管局的同事正奔波于中东、东南亚、伦敦和纽约，为我们首次发行伊斯兰债券举行路演。话说回来，伊斯兰债券的出现也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谈谈。
（以上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9月7日在其网志发表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