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2日

行政长官曾荫权

     主席先生，40多年前我加入政府工作，由二级行政主任一直到行政长官，见证了香港的起落变迁，与香港一同成长。现在已到了我公务生涯的最后阶段，还有8个月我就卸任行政长官一职。我任内的工作表现应留给市民去评价，但过去7年治理香港的体验，我有责任与市民分享。
 
     我认为香港在经济、民生及政治上都面临巨大挑战，本届政府在短时间内是不能彻底解决的。未来我们能否成功克服这些挑战，将影响深远。
 
政府角色
 
    多年来治理香港，我们是以「大市场、小政府」为核心理念，自由市场先行，政府配合为辅，由此衍生出低税制、量入为出、严格控制政府经常开支等的理财哲学。香港过去30年的经济转型，都是跟从世界经济大势改变而作出回应，并非由政府规划的结果，市场与企业家先行一步，政府作出积极配合。今天这种管治理念正受冲击。
 
     第一，贫富差距带来所得再分配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工作职位两极化，全球人才竞争本地条件优厚的工作，而低技术工作收入则停滞不前。再者，由于科技发展及工业北移，本港部分蓝领与中层管理职位正逐步消失，即使保住职位亦要提升技能，应付知识型经济的需要，贫富差距由此扩大。因此，社会出现一种呼声，希望政府介入所得再分配，以公共政策及财政手段缩窄贫富差距，市民对政府角色的期望越来越高。
 
     贫富差距已变成结构性社会矛盾。处身全球化经济和高端行业，例如金融业，工资会持续增长；相反在低端服务业，收入会停滞不前；而中层工作的消失，也减少市民向上流动的阶梯。香港是城市经济体，这种由全球化衍生的贫富差距会更加突出，我相信这问题是难以彻底解决的，但我们会用各种政策措施去缓和矛盾。
 
     我认为香港应维持低税率、简单税制及市场主导的基本理念，靠加税、发债以期达到大幅增加经常性福利开支并不可行。自金融海啸以来，欧洲不少政府陷入公共财政危机，被迫削减开支，结果引发社会暴乱，对此我们要时刻警惕。公共福利开支扩张，容易受市民欢迎，但同时要慎防一旦过度膨胀，会变成尾大不掉。我们亦不要忘记，加税会削弱香港对企业的吸引力，持续赤字和发债会影响香港的信贷评级。作为高度对外开放的经济体，我们要捍卫香港赖以成功的经济特色。
 
     市场力量是集体智慧的表现，政府不应该随便作出干预。但这并不代表完全放手不理。当市场失效时，政府要适度介入，例如资助房屋及法定最低工资，都体现了政府适度介入市场的重要性。
 
     目前政府在审慎理财原则下，公共开支以不超过本地生产总值20％为指标。我认为这财政纪律要保持下去。从实践可见，这有助保持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和应对世界经济的急速变化，但这并不表示政府无视基层市民困苦。政府应有策略地扶助基层家庭。我任内已就最低工资立法，并推出交通津贴直接援助基层；在财政状况许可下，也推出多项直接纾困措施。
 
     另一个对管治理念的冲击，是来自希望政府加强经济规划、拣选和扶植产业，以强化香港竞争的优势。
 
     对此我认为要实事求是。对于宏观规划、介入市场及带有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我认为必须紧守「捕捉机遇、优势互补」原则，不能以教条方式或长官意志而行事。香港是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大趋势，只能乘势而上，这方面企业家往往比政府官员更能把握先机。政府的配合工作，包括批拨土地、财政资助、促成企业配对及签订经济协议等，目标是把自己擅长的工作做到最好，将已有的优势尽量扩大。
 
人口老化
 
    除了政府角色以外，香港社会正面临高龄化问题的困扰。全球先进经济体系都正面临类似问题。出生率偏低、平均寿命延长，令老人扶养比率上升，令不少国家公共医疗及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成疑。
 
     香港应对高龄化挑战，刻不容缓。早前我已提到需要有年青生力军，要维持开放的入境政策、吸纳海内外人才、以及尽早做好规划，为在港出生居于内地的儿童回港做好准备。
 
     对于退休问题，我们要以政策协助长者回乡定居。为了令长者安心选择回乡生活，他们在港享有的福利可携性至为关键。香港须全面展开各种福利可携性研究，包括从法律、政策及公共财政层面，探讨安老院舍、医院、诊所等公共服务，应否扩展至内地。
 
政治改革
 
    最后在政治方面，回归以来香港人围绕普选问题反覆争论。今天时间表已确定下来，社会分歧逐步收窄。要令民主制度在香港生根，维持政府高效率施政及建立共识，我们须聚焦思考，设计相关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团角色、行政立法关系、政治人才培育及政治伦理建立等，并要捍卫香港人讲求理性、互相尊重的核心价值免被蚕食。我们同时亦要虚心研究及比较其他民主国家实施民主制度的经验。
 
     在行政改革方面，当今全球政经环境正处于变革阶段，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不断上升。香港推行政治问责制，是希望迅速回应社会诉求。我们要检视行政体制是否适合未来的民主化发展，议题包括：问责官员与公务员的相互职权界定；编制与及流动；政府内部财政、人力及土地资源分配模式和程序；进一步下放权力予地方行政；各司局长及其下部门的分工安排；以及政策制订、倡议及谘询工作安排等。
 
     香港与全球政府一样，正面对全新的政治挑战，这是来自资讯革命后网络社交媒体普及化所引发的政治生态转变。传统上我们以代议政制为主轴，通过选举产生民意代表，授权他们参与制订政策。但新网络媒体出现后，年青一代以社会运动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也以此作为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媒体及年青人社运正在改变传统主流的政治生态，政府须回应青年人的多元诉求，也要深化沟通。我们仍在摸索之中。
 
     （以上是行政长官曾荫权10月12日在立法会发表2011 - 12年度《施政报告》的庚部分-未来挑战。标题为本网站所加。）